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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大學運史座談--野百合學運回顧座談
清大學運史座談--野百合學運回顧座談

6/8(二)野百合學運回顧座談
19:00 – 21:00 (場地未定)
一個狂飆的世代如何可能?

講者:吳介民(清大社會所副教授,野百合學運研究生顧問團成員)(邀請中)
   張鐵志(作家,前台大大陸社成員)

野百合學運
三月學運,發生自1990年3月16日起至1990年3月22日結束,又稱台北學運或野百合學運。在該次運動中,人數最多時曾經有將近6000名來自台灣南北各地的大學生,集結在中正紀念堂(今國立台灣民主紀念館)廣場上靜坐抗議,他們提出「解散國民大會」、「廢除臨時條款」、「召開國事會議」、以及「政經改革時間表」等四大訴求。這不但是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學生抗議行動,同時也對台灣的民主政治有著相當程度的影響。在該次學生運動後,總統李登輝一方面依照其對學生的承諾,在不久後召開國是會議,另一方面也在1991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、並結束所謂「萬年國會」的運作,台灣的民主化工程從此進入另一個嶄新的紀元。
事件背景
從1980年代末期開始,台灣社會就歷經劇烈的變動:解嚴、解除報禁、黨禁,民間活力四起、各種社會運動蓬勃發展。台灣各地瀰漫著一種騷動隨時而出、不安於室的氛圍。這股澎湃、新生的風潮,自然而然地也漫延到校園內,使校園成為聚積社會能量的一個重要場域。
然而,相對於社會力的蓬勃發展,政治上的種種改革,卻似乎永遠追不上民眾的要求。1990年是第8屆中華民國總統改選的年份,由於國民黨內部對李登輝採用之副總統人選及決策方式有所歧見,國民黨領導階層爆發嚴重之權力鬥爭,形成所謂「主流派」與「非主流派」之爭。就在這個時候,遷台四十年來從來未曾改選過的國民大會,又自行通過「臨時條款修正案」,將1986年增額代表的任期延長為9年,創下國會議員自行通過延長任期的惡例。
在這種情況下,各地各界對國大代表一連串爭權牟利的行為,不但開始感到不耐,同時也開始展開抗議,「罷課、罷稅、抗稅」的呼聲四起。由於民進黨黨主席及國代赴總統府請願,遭抬離毆辱而有升高抗爭強度的趨勢。1990年3月16日,9名台灣大學的學生到中正紀念堂前靜坐抗議,拉出寫著「我們怎能再容忍七百個皇帝的壓榨」的白布條,為「三月學運」揭開了序幕
事件經過
3月16日
由於學生選擇的靜坐地點在集會遊行所禁止的博愛特區中,靜坐者面臨了可能被警方驅離的狀況。於是,一些學運份子、社運份子、以及媒體記者,在知道這個消息後立刻前往支援,在寒風中一直撐到第二天早上,廣場的指揮中心成立,三月學運度過了最危險的一個夜晚。
3月17日
由於媒體的報導,3月17日的傍晚已有200多名學生進駐廣場靜坐,臺大自由派學者並於同日發起「柔性罷課」,宣佈自19日起一週將上課地點改在中正紀念堂廣場,並定名為「民主教育週」。由於各級議會與社會團體自16日起,就陸續發表「聲討國大」行動,國民黨政爭已拓展成全民各階層的動員,在媒體持續披露廣場靜坐消息下,17日在學生靜坐現場旁圍觀的群眾,已迅速突破2000人,廣場儼然成形,並持續成長。
3月18日
3月18日,廣場的靜坐運動已快速發展成全國性的學運份子串連活動。當天下午,甫成立的民進黨發起造勢大會,動員數萬群眾在廣場大門旁邊進行演說,主軸在於聲討國大。廣場之學生自治領域,表現出超齡的政治運作,以和平理性態度,擴大靜坐的參與,依共同討論來形成決策共識,發表《廣場通訊》與社會進行對話,並進行自我教育與組織的工作。靜坐廣場與圍觀聲援的民眾間以繩索區隔,在廣場決策委員會表示要以「自主、隔離、和平、秩序」的四大原則來進行廣場抗爭時,三月學運已用自主的邏輯,宣示了學運成為獨立自主的社會力之一。
也是在這一天,在由學運團體所組成的校際會議上,學生們正式發表了三月學運的四大訴求:
解散國民大會,重建一元化的國民大會制度。
廢除臨時條款,重建新的憲法秩序。
召開國是會議,全民共謀體制危機的解決。
提出民主改革時間表,呼應民意的潮流。
這四條要求反應當時台灣民間社會一部分人士對統治者的具體要求。
3月19日
3月19日,在學運團體、學生自治組織與教授的集體動員下,廣場人數爆增。上午10時,10名廣場靜坐學生發起絕食抗爭,絕食聲明中要求李登輝與李煥於 21日前答覆廣場四大訴求,將道德張力推向高峰。當日傍晚,廣場學生已突破三千人,晚間11點,校際會議通過「野百合」為三月學運之精神象徵。在一份由學生廣場文宣組所發出之〈野百合的春天〉傳單中,學生們對選擇野百合作為該次運動之精神象徵的原因,有如下的說明:
自主性:野百合是台灣固有種,象徵著自主性。
草根性:野百合從高山到海邊都看的到,反映了草根性。
生命力強:她在惡劣的生長環境下,依舊堅韌地綻放。
春天盛開:她在春天盛開,就是這個時刻!
純潔:她白色的純潔正如學生們一般。
崇高:在魯凱族裡,她更是一生最崇高榮耀的象徵。
台灣野百合道盡了學生心目中的三月學運,包含了對台灣主體性的認同(自主性)、全民的運動(草根性)、對抗不義的勇氣(生命力強)、青春的活力(春天盛開)、學生的理想道德象徵(純潔)、以及參與者生命中的榮耀(崇高)。
3月20日
3月20日,廣場靜坐的學生已超過五千人,決策委員會決定由原來七名擴增到十二名。面對總統大選的前一天,全國目光焦點均聚集在廣場,學生的壓力越來越重,而在社會力表態上,各級議會均派代表前往探視學生,但基於超黨派原則,沒有政治人物得以上臺發言。總統府則發出新聞稿表示,李登輝總統已決定召開國是會議,以處理憲政體制與政治改革的問題,並訂定改革時間表。這是統治者對三月學運之四大訴求首次的正面回應。代表軍方的參謀總長也公開肯定學生的抗議是愛國行動,並建議學生盡早結束靜坐行動。這是軍方首次對學運公開表態,雖然是肯定,但是也令人嗅出不尋常的氣味。稍後,警政署、教育部、各校校長開始呼籲學生儘速返校上課。
3月21日
3月21日,李登輝決定於下午3時,在總統府接見學生代表。靜坐學生透過各校討論的機制,形成與李登輝會面的四點要求共識:
請李登輝總統接受學生們追求民主憲政的決心情操,以及學生提出的四項嚴肅要求。並對民眾公開發表。
在第8任總統就職前,國是會議必須由各階層、各黨派的代表公平組成,必須討論中止動員戡亂時期、廢除臨時條款、國會全面改選、並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。
全體在廣場上的學生於李總統明確同意以上兩項要求,即結束靜坐活動,學生將對國政大事的發展繼續保持高度關切。若李總統不能對上述要求作肯定的答覆,我們將堅持原則、持續抗爭。
為了確保上述主張得以落實,我們將即刻組成校際聯合組織,持續監督國是會議,必要時並隨時號召全國學生再度組織動員,在台灣未能完全徹底民主化之前,我們絕不停止奮鬥。
學生代表在與李登輝會面後回到廣場,廣場上的學生在看過雙方會面的錄影帶後,進行分校討論,以決定是否要結束這次抗爭。最後,校際會議以22:1的壓倒性投票數,決議於22日早上宣佈撤離廣場。
3月22日
3月22日早晨,指揮中心正式宣佈撤退聲明:〈追求民主、永不懈怠〉,校際會議最後決定繼續「全國學生運動聯盟」(簡稱「全學聯」)之組織工作,各地學生陸續撤出廣場,結束為期六天的三月野百合學運。
影響
三月學運對台灣政局的影響是多方面的。從比較巨觀的角度來看,一方面,對於台灣的政治發展而言,「雖然三月學運的學生,後來並未重回廣場,然而當時高舉理想大旗的四大訴求,也逐漸內化成台灣90年代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訴求,在台灣社會普遍接受下,陸續在十年中完成國家民主化的初步改革,以及政權的和平轉移」。另一方面,對於學校裡面的校園文化而言,「透過這次學運和成果,開拓了校園內更大的民主空間,讓學生不再那麼畏懼政治,有助於台灣社會的更民主化」。
從比較微觀的角度來看,事實上,很多現在屬於民進黨陣營、或者和民進黨理念比較接近的新生代社會菁英,其實都和三月學運前後的校園運動以及社會運動有相當密切的關係。比如說,前總統府副秘書長馬永成、臺大社會系助理教授范雲、《蘋果日報》總編輯陳裕鑫、蕃薯藤執行長陳正然、民進黨秘書長林佳龍、前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羅文嘉、立法委員郭正亮、李昆澤、鄭麗文、前立法委員段宜康、前內政部政務次長顏萬進、前新聞局長鄭文燦等,都是「學運世代」的重要成員。在某種程度上,「學生運動」正是屬於他們這一世代的人的共同語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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